生态人类学

人类的生存一直同邻近的土地、气候、植物以及动物种群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其产生影响，环境因素亦反过来作用于人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态人类学试图探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简言之，生态人类学希望对人类社会文化作为适应环境的产物做出唯物的说明（Seymour-Smith 1986：62）。
作为对达尔文理论的回应及其延续是很多人类学者继而转向环境决定论的研究，作为其理论阐述途径。早期的文化决定论试图通过按照环境的不同而勾画人类群体的文化形态，比如刻画自然形态与人类技艺之间的相互关联（Milton 1997）。博厄斯(Boas)、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等人以其详细的民族志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环境决定论无法面对诸多现实状况，随之一种形式灵活的环境决定论开始出现（Milton 1997）。这一时期，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探究了对相类似环境的适应问题，得出了关于跨文化同一性的结论（Netting 1996:267）。斯图尔德的理论围绕着“文化核”的概念，这个概念他定义为“同生存活动、经济格局最紧密关联诸特性的集合体”（Steward 1955：37）。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在遗传变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化较为全面的理论。每一代都要繁衍出比适合生存的数量更多的个体，而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个体间的竞争也会随之加剧，那些具有利于生存个性的或通过变异的个体得以继续繁衍。正是环境的网络决定了某种特性是否有利于生存。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对达尔文的论述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容置疑的影响。马尔萨斯是人口统计学的开创者，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要超出食物供给的限度（Seymour—Smith 1986:87），这种趋势会导致疾病以及饥荒，从而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放慢(Seymour —Smith 1986:87)。Ec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Oikos，意为居住地、栖息地。Haekl在1870年指明了现代意义上生态的概念，意为经济、居民、动物的研究，即动物同有机及无机环境间的关系。这包含了达尔文所指出的生存竞争状况下有益的对立关系（Netting 1977:1）。因此，生态系统是由生物体在一个受到制约的环境内的活动构成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生态、环境决定论在人类学领域不再受到推崇。生态人类学者间形成了新的学派，包括：生态系统范例研究、人种学、历史生态学以及相应的研究，提供了关于风俗习惯以及适应制度的解释（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态人类学者相信人类并非要适应其生活环境的总体，只能认为是选择适应构成栖息地的某些形貌及要素。进一步讲，每个人类群体在文化方面都有各自的适应制度，特别是技艺。
诸如生态人类学这样的领域与现在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状况息息相关。人类学知识对指导人类关于如何建构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潜在的意义。人类学，当他把视点放在环境问题上时，即论证了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物多样性对所有种群的环境适应及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多样性对人类而言起到同样作用，因为它是我们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

重要学者

斯图尔德
（1902-1972） – 斯图尔德开创了文化生态范例研究介绍了“文化核”的概念。1930年他调研了大盆地地区的肖松尼族人，记录了当地原住民如何极大程度的依赖矮松果树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斯图尔德证实了在那里人口密度低，矮松果树分布稀疏的状况，从而印证了人口密度和资源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同样饶有兴致地描述了水的利用和水的管理之间的关系。他在文化生态学方面的思考也同样受到南美原始部落考察研究的影响。他编辑了一本关于南美印第安人的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斯图尔德的研究在现在被认为是特殊进化的范例。交叉文化的存在是相同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斯图尔德对部落的考查大致分为三个步骤：1、描述部落的自然资源及其提取加工的技艺；2、概述为了维持这些生计而形成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3、探讨以上两个方面的表象如何影响文化的诸要素（Barfield 1997：448）。斯图尔德经常踯躇在决定论和适应论之间（Barlee 1996）。他为了发现文化现象的规律而致力于比较的方法(Barfield 1997：448)。
马尔萨斯
(1766-1834) – 马尔萨斯是人口学一书的作者(1798)，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成倍增长，而能源是有限的，人类消耗资源直至不得不为生存而竞争。按着这一假设一场为了生存的战争会随之而来，只有一定数量的人能够存活下来。马尔萨斯的理论帮助形成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生态学基础。
怀特
(White，Leslie)（1900-1975） – 怀特专注于进化的一般规律，以严谨的唯物主义论证而闻名（Barfield 1997：491）。他相信文化的进步是以消费牲畜获得能量为前提的。从原始时代开始，人们即在利用这种能量，其结果是文化的演进。怀特总结了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所有文化都是按一定进程演变的（这一进程可以依据消费牲畜的头数来计算）。与之相对照的是，斯图尔德只要求透过交叉文化读取规律。怀特把人类学表述为‘文化学’（Barfield 1997：491）。他提出了一个文化演进的法则C=E*T [C=culture（文化），E=energy（能量），T=technology（技艺）]。怀特提出了技艺决定论，即技艺决定思维方式。
哈里斯
(Harris，Marvin)（1927-） – 哈里斯在非洲和巴西进行了田野调查，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文化唯物论。这一理论认为技艺、经济因素是形成一个社会特质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Barfield 1997：137）。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是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服务构成。哈里斯的动机是论证诸文化要素是与特定环境相适应、唯物合理的存在（Milton 1997）。哈里斯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那里任教。他现在是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
拉柏波特(Rappaport，Roy A.) (1926-1997) – 拉柏波特的主要成就是把生态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拉柏波特定义总结了一个叫做新功能主义的领域。他把文化定义为生态系统的机制。承载量（环境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译者）与资源消耗是拉柏波特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一研究是在新几内亚进行的田野调查，他完成了仪式、宗教、生态的基础系统研究，这一研究被定义为共时性功能主义性质的学说。科学的进化论；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新生态学对拉柏波特的研究构成了重要影响。与斯图尔德、哈里斯一样，拉柏波特对社会系统的底层建筑尤为关注。他第一次成功的将生态科学与当时在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融合在一起。（Balee 1996）。拉柏波特曾是密西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87-89)(Moran 1990:xiii)。
旺达
(Vayda，Andrew P.) – 旺达是拉柏波特的老师，同样是在新几内亚进行了田野调查。旺达考察了俾斯麦山区人居生态系统，也考查了玻利尼西亚环礁地区的文化变容（Vayda 1969）。旺达叙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相信人类族群是分析的概念性单位，而非文化表述。这种新的生态学说主张人类生态系统是自我平衡模式。旺达和拉柏波特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以生物学、基础生态学为前提的生态比较研究，旧的生态学是斯图尔德所倡导的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旺达195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成为人类学教授。（Vayda 1969）。他是Maori Warfare和Environment and Cultutal Behavior两书的作者。Peoples and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和 Man，Culture，and Animals：The Role of Animals in Human Ecological Adjustments两书的编者。
内廷
(Netting，Robert McM.) – 内廷描述了农业实践；家庭组织形式；土地的使用和占有；部落冲突；人口的历史演变；文化生态（Netting 1977）。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教授。著作有：Hill Farmers of Nigeria：Cultural Ecology of the Kofyar of the Jos Plateau，Cultural Ecology，and Balancing on ALP：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Swiss Mountain Community（Moran 1984：xii）。
康克林
(Conklin，Harold)（1926- ） – 在生态人类学的范畴内描述了原住民在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条件下“刀耕火种” 但并不破坏环境的案例（Netting1996：268）。他广泛细致的描述了种植、动物种群、气候、土壤这些部落获取食物的固有知识（Netting 1996：268），详尽细致的勾画了地形、土地使用、村落边界的图表为生态学描述做出了范例（Netting 1996：268）。康克林主要关注的是菲律宾Hanunoo和Ifugao两个部落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民族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统合（Barfield 1997：138）。
莫兰
(Moran，Emillio F.) – 莫兰是生态人类学，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发展方面的专家（Moran 1984：ix）。他深入考察了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分析论述了微观生态系统展示的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他的这一研究排除了宏观分析（Balee 1996）。莫兰是印第安那大学的教授，出版物有：Human Adaptability，Developing the Amazon，and The Dilemma of Amazonian Development（Moran 1984：ix）。
艾伦
(Ellen，Roy F.) (1947- ) – 艾伦研究了生存活动的生态学；形质人类学；等级制度；以及贸易的组织形式（Moran 1990：X）。她是肯特大学的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教授（Moran 1990：X）。她的出版物有：Nuaulu Settlement and Ecology；Environment，Subsistence and System；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and Malinowski between Worlds。
柏利
（Balee，William）（1954- ） – 柏利主要从事历史生态学的范例研究（Barfield 1997：138）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Ka’apor部落完成了极有价值的生态学调研。Balee努力统合民族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物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地域生态学进入一个框架内（Barfield 1997：138）。他记录了Ka’apor人一种无意识的作为 —— 对当地一个主要物种黄脚龟的崇拜，在临近地区的黄脚龟灭绝以前，这个土著部落搬迁了，到附近其他村落寻找有黄脚龟的地方（Balee1996）。著有Footprints of the Forest：Ka’apor Ethnobotany—The Historecal Ecology of Plant Utilization by an Amazonian People 一书，编著：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柏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杜兰大学的人类学教授。